<th id="ynnuw"></th>
  • <progress id="ynnuw"><track id="ynnuw"></track></progress>

    <label id="ynnuw"><sub id="ynnuw"><option id="ynnuw"></option></sub></label>

  • <span id="ynnuw"></span>
     
     
     
     
     
    明清時代的工藝美術
     
    加入收藏
     
      明清時代工藝美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相當突出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商業的繁榮,都直接影響和推進著工藝美術的發展。
      明清皇家對工藝美術的制作設立了專門機構,明代有內廷作坊,清代設造辦處,在南京蘇州杭州等地還沒有織造衙門,聚集了不少能工巧匠,在制作上不計成本,務求精美,大量生產宮廷和官府需要的高級豪華工藝品。具有相當規模的私人手工業工廠和作坊也大量涌現,明代時景德鎮瓷窯約三千座,其中民窯占多數,清乾隆時南京的織機多達三萬臺,工藝品產量不斷增加,行銷于國內外。為了競爭,在品種上更是“巧變百出,花色日新”。
      明清工藝美術中相當數量的產品是適應皇室貴族和富有者的需要生產的。如:景德鎮御窯生產的瓷器,明果園廠內廷作坊制作的雕漆、華麗的掐絲琺瑯,江寧蘇杭織造局的錦緞,造辦處的精巧玲透的玉石、象牙雕刻……這些極為豪華精致的工藝,但是后來由于單純追求技巧的精細奇絕和用料的珍貴,往往流于造作繁瑣,失去了剛健清新的格調。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明清官僚富戶中也流行著收藏高級工藝品的風氣,嘉靖四十四年(公元一五六五年)嚴嵩被抄家,據《天水冰山錄》中記載其財產中高級工藝品即達上萬件,占其全部財富的相當數目,其中純金器皿三一八五件,玉器八五七件,古銅鎏金器一一二七件,珍寶器玩三五五八件,還有大量金鋇鑲嵌錦繡珠玉古籍書畫等,品類之多,花色之繁,搜刮之富,數量之巨都使人吃驚,可見豪華工藝品在官僚貴族生活中的地位。文震亨所著《長物志》詳盡地分門別類記述對生活中衣食住行用品的要求和審美趣味,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對工藝方面的藝術標準,長江中下流及太湖沿岸的蘇州、揚州、松江、杭州、嘉興是官僚士大夫文人聚居之地,也是工藝美術最發達的地區,許多工藝品反映了此一階層的需要。在都城的北京由于南北工匠薈萃,也是工藝美術發達地區。
      市民和農民需要的用品大多是私人作坊或農村副業的產品,印花布、竹編、民間瓷、年畫、剪紙、泥布玩具。雖材料和生產條件簡陋,但卻具有生活氣息和健康質樸的美。
      手工業工人的地位在明代仍編為匠籍,明初需定期到南京或北京等地服役,但地位較元代已大有改善,后來又實行交納役銀以代輪役的辦法,至清初則完全廢除匠籍。由于工匠和封建國家的隸屬關系逐步削弱,其技術及產品便可以更多的投入市場。隨著生產的發展工藝美術制作的分工日細,使其中不少人掌握了精湛的專門的技能,也出現了少數具有文化修養的工藝匠師。
      明清工藝美術中陶瓷藝術又取得重要發展。地方窯址遍于各地,其中如江西景德鎮、江蘇宜興、浙江龍泉、福建德化、廣東佛山等地均有相當規模,有的在傳統產品上繼續發展(如浙江龍泉窯),宜興仿鈞窯等則成為此一時期出現之新品種,福建德化窯白瓷,溫潤如象牙,所制瓷雕人物,神態逼真,衣服流暢瀟灑,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特別是江西景德鎮,由于出產優質陶土原料,又集中了南北優秀工匠,加之水陸交通運輸方便,而迅速發展成為全國陶瓷中心,出現了“火光燭天”,“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萬”的盛況。景德鎮瓷器胎薄釉純色艷畫美,官窯和民窯的產品均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所制產品除供宮廷大量享用外,還行銷全國各地,并有相當數量遠銷到亞非歐各國,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之明清陶瓷藝術突出成就之一是色釉和畫彩發展到高度水平。盛行于元代的青花、釉里紅此時取得獨特的成就,雅致優美的斗彩、燦爛絢麗的五彩、柔潤調合的粉彩、繪制精致的琺瑯彩是此一時期創造的新品種,白釉和單色釉瓷器也有很大發展。
      明代單色釉瓷器色彩趨向鮮艷,有奪目的鮮紅、寶石紅,明快柔嫩的黃釉、翠青釉,鮮艷的孔雀藍、孔雀綠釉等。明初的晶瑩細膩的甜白釉,顯示了白瓷的進步。
      釉下青花在元代的基礎上有了巨大的發展,質量和數量都大有提高,青花瓷白地藍花,色調單純明快,又因各個時期用料的不同,形成早期(明永樂宣德之際)色澤沈厚濃艷而帶有黑色結晶斑,成化前后色調明快雅致而勻凈,清初康熙時又轉為青翠明亮等不同風貌。裝飾花紋有圖案的,也有偏于繪畫寫實效果的,一般明代前期畫風豪放,中期用筆疏簡,晚期及清代轉向繁褥細致。優秀的畫手在瓷胎上揮灑自如,使單色青花具有濃淡深淺等豐富層次,給人以妙趣橫生,墨沈淋漓的感覺,增強了藝術裝飾效果。器形品種也日漸增多、小者如杯盤之類,胎薄如紙,白釉與青花相映,兼有雅致華麗之美:大者如瓶爐尊缸,器形穩重,花紋配置得體。定陵出土之大龍缸,為景德鎮特制,直徑達七○厘米,裝飾鮮明生動的云龍圖案,氣勢磅礴,尤可見在燒造技術各方面所達到的高度水平。
      釉下青花與釉上彩相結合,造成豐富的色彩裝飾,是明代中期以后出現的新成就,加彩的方法也多種多樣,成化年間取得高度成就的“斗彩”,是先以釉下青花繪出主要花紋,入窯燒好后,再在釉上或點少許彩色,或用多種彩釉覆蓋填染再入爐烘烤而成的。裝飾花紋多為花果雞蟲人物等,成化斗彩質釉精良,在明后期就相當名貴,文獻記載當時在北京市場上“成杯一對,值十萬錢”。流傳至今的少數雞缸、葡萄杯、人物杯等,器形輕盈,畫工美妙,色調鮮嫩雅致,相映成趣,確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青花加彩瓷器在成化以后繼續發展,色彩趨于絢麗,如故宮所藏明嘉靖時期的青花礬紅魚藻紋蓋罐,高四一·七厘米,通體用青花畫水藻蓮花,其間穿插十二尾不同姿態的紅魚,魚身以黃色為底,上施紅彩,又以褐色勾勒輪廓及鱗片。沉靜的青色蓮藻與色調熱烈活潑的紅魚鮮明對襯,在設計及繪制上獨具匠心。
      萬歷前后出現的“五彩”,成為彩瓷技術的又一新發展。五彩不止以釉下青花與多種釉上彩結合,也有的以褐黑色勾描輪廓以代替青花,或直接在釉上加彩繪,顏色進一步轉向濃艷,多以礬紅、綠,黃、紫等色交互配置,對比鮮明,絢爛多彩。如萬歷時燒的五彩鴛鴦蓮花紋瓶,瓶腹部畫綠葉紅蓮翠柳鳴禽及戲水的彩色鴛鴦,瓶頸裝飾山石草蟲,優美悅目。有的五彩瓷器造型也追求復雜變化,有的瓶瓶身圖案鏤空,用五彩畫翱翔的鳳凰穿云,并穿插有錦地開光的圖案,玲瓏絢麗,成為瓷器的另一種風格。
      五彩瓷發展到清康熙時色彩越加豐富,除用紅、綠、赭、紫外,還善用藍、黑彩及金色,燦爛奪目,彩繪的花鳥蟲蝶及人物故事也日漸精細而更近于繪畫。康熙未年創造而在雍正乾隆之際流行的“粉彩”,系在白瓷上用“玻璃白”打底,或在彩料加鉛粉暈染繪畫,設色上富于濃淡深淺強弱的變化,色調豐富而潤澤,又被稱為“軟彩”(康熙五彩俗稱“硬彩”)。粉彩特別適于繪制工筆沒骨的花鳥草蟲,有的還以彩色襯底,特別有秀麗優美的韻致。
      琺瑯彩為清代彩瓷上的另一新創造,傳系在景德鎮御窯燒造的優質白瓷上,由宮廷畫師用特制的彩料作畫,再經燒制而成。琺瑯彩瓷胎白薄潤,有的周身布滿復雜的紋飾,有的追求立體效果,畫工極為細膩而富立體感,精美絕倫,在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均有燒造,俗稱“古月軒”瓷器,是宮廷貴族專用的奢侈品。
      清代單色釉瓷器色彩進一步增多。紅釉有霧紅、郎窯紅、豇豆紅,藍釉有天藍、霽藍,綠色有秋葵綠,松石綠、粉綠,還有斑斕的窯變和古色古香的鱔魚青、蟹甲青等。據乾隆時景德鎮所立《陶成紀事碑》記載即有五十七種之多。
      明清陶瓷繼續運用劃花、刻花、雕鏤的裝飾,但更為發展的是彩畫瓷,瓷器上的裝飾圖案紋樣非常豐富,畫工之高超也為人所稱道:“成化彩畫……點染生動,有出乎丹青家之上者。畫手固高,畫料亦精”(朱琰《陶說》)。“明瓷畫手,皆奕奕有神。”“青花瓷畫絕幽蒨,倘以藍筆臨摹之,矜為稿本,亦雅人深致也”(《陶雅》)。
      據文獻記載嘉靖八年御窯燒造瓷器所列圖案名目即有:趕龍珠、升降戲龍鳳、搶珠龍、海水蒼龍、出水云龍、龍穿西番蓮、雙云龍、穿云龍、團龍、穿花鳳、升鳳擁祥云、鸞鳳穿寶相花、團鸞鳳、云鶴、云鶴穿花、孔雀牡丹、獅子滾繡球、飛獅、倉獅龍、纏枝寶相花、轉枝蓮、乾坤六合花、四季花、萬歲藤、松竹梅、靈芝捧八寶、八吉祥、二仙煉丹、八仙過海、三陽開泰、群仙捧壽、一秤金、耍戲娃娃、耍戲鮑老等五十余種,“其他花草、人物、禽獸、山水、屏瓶盆盅之觀不可勝紀”(王宗沭《江西大志》)。這些包括龍鳳、珍禽、奇花、吉祥圖案、神話風俗等圖畫,在傳世瓷器中皆可看到,至于民間瓷器上的花紋更為豐富,清代以后,歷史神話故事(如岳傳、楊家將、三國演義、西游記)特別流行,題詩詠句也被大量運用。
      瓷器上的繪畫不少受到當代畫風影響。明代青花瓷上一些寫意山水人物,疏簡凝煉,簡率而富神韻,接近吳派風格:一些歷史故事畫用筆細勁,又宛若明代版畫,吉祥圖案及風俗人物大略受建筑彩畫及民間繪畫影響,纏枝寶相等圖案則借鑒于錦緞。清代瓷畫中的山水花卉不少接近四王、惲南田、蔣廷錫、華嵒風格。一些民間陶瓷上的花紋往往筆簡神足,灑脫自然,形象突出,畫風樸質剛健,長期為群眾所喜愛。
      陶瓷發展到清代中期,技術上達到很高水平,制成瓷器胎質細潔,釉質晶瑩純凈,造型輕巧,色彩絢麗,鏤雕精工,無論是仿古創新燒造上皆能得心應手,在掌握配料、制坯、成型、燒造火候等技術都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但官窯的一些瓷器裝飾一味追求細致繁復,不惜工本,以追求奇妙取勝,出現了玲瓏剔透的轉心瓶、轉心壺,有些瓷器專門仿竹、木、青銅、雕漆及花果昆蟲(如核桃、貝殼等),幾乎可以亂真,技術上可稱巧奪天工,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陶瓷工人的智慧和才能。但這些瓷器脫離了實用和陶瓷本身特點,片面講求技術上的奇特,裝飾繁復流為瑣碎,藝術性也不高。
      隨著明中葉及清代前期工商業的繁榮,絲織生產展現了空前的盛況。工匠的分工細致,復雜的提花織機和多套色印染法在作坊生產中的廣泛應用,使工藝技術上有了顯著的提高,絲織印染生產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區,規模也大大超過前代。南京的云錦、四川的蜀錦、山西潞安州(今長治)的潞綢都是著名產品,特別是工商輻輳文化發達的江南五府: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也都是絲織的中心產地。湖絲質量好,最適于織提花錦緞。松江“綾布二物,衣被天下”,蘇州、杭州更以生產優質綾羅紗緞久負盛名。明清政府在蘇、杭、南京等地設立織造衙門,“以官領之,以授匠作”,負責供應上用(官廷)官用(官府)的絲綢衣物。私人手工業工廠和專業織工也大量涌現,其產品質量有的可與官辦作坊媲美,以絲織為家庭副業的更是無計其數,所生產的絲綢棉紡大量投入市場和遠銷海外。清乾隆時徐揚《盛世滋生圖》中所繪的蘇州市街,經營絲綢棉布的商號即達三十六家,鋪面寬敞,經營的貨物品種極為豐富,從中也可看到此一地區絲織發展的盛況。
      明清錦緞花式繁多,質地優良,其中妝花緞的成就尤為突出。妝花緞系在緞底上以各色絲絨織成花紋,并以金絲織于花紋邊緣,極為精美宮麗,是織錦緞的重大發展。錦緞以南京、蘇州兩地產品最為著名。南京產品質地厚重,花色莊重,并在同一色中用不同的深淺色調的“退暈”方法,使鮮艷色彩對比中又具有協調的效果,有如天際彩霞,因有“云錦”之稱。蘇州織錦質地薄,花紋多仿宋代,圖案于嚴謹中求變化,絢麗中見古雅,被稱為“宋式錦”。宋式錦又根據不同用途在花紋設計上有所差異,用作被面靠墊者花紋較大,稱為“大錦”,花紋較小的適于書畫錦匣的裝襯,稱為“小錦”。
      絲織品種和裝飾花紋較前代大大豐富,據《天水冰山錄》中所列的絲綢緞匹服飾共五百三十多種,包括織錦妝花緞、絹、綾、羅、紗、納、改機、絨、錦等,其中僅緞一項即有一百四十余種。花紋有云龍、云鳳、飛魚、仙鶴、斗牛、麒麟、獅子、孔雀等瑞獸。清康熙時編纂的《蘇州織造局志》中載“上用”緞匹衣物有一百八十多種(其中包括“特用”袍服二十三種),官用的也達六十種,猶“未能盡載”,裝飾花紋則有龍鳳、翎毛、寶相蓮花、葵花、四季花和靈芝、如意壽字等吉祥圖案。在明清小說如《金瓶梅》、《紅樓夢》里對貴族衣飾的具體描述中也可了解花色品種之繁多。這些文獻材料在現存的明代藏經封面、原裱書畫及傳世和出土袍服衣料等實物中大部可以印證。如云龍海水、纏枝寶相花、落花流水游魚、云鶴、梅蝶、胡桃錦及宋式的八達暈、方棋、龜背如意等圖案可經常在各博物館藏品中見到。這些紋樣或繼承前代傳統注重裝飾和變化,或側重寫生表現嬌艷的意態,各具有豪放、活潑、富麗、典雅的藝術特色。
      明定陵出土的袍服緞匹三百多件,為蘇杭織造,大多用金線裝飾,極為豪華。其中的龍袍上織以形態各異的團龍,織造技術相當復雜。從《天工開物》中關于龍袍的記載可知,所用工料之值要超出一般絲織物幾十倍。這些“上用”的織物,體現了當時技術的高水平,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緙絲工藝繼承了宋元的傳統技術,并有所發展。重要的產地在蘇州及北京,除官辦織造外還出現了民間作坊。以名人書畫為藍本的緙絲織物,大到氣勢奔放的立幅圍屏,小到筆墨纖秀的扇冊,織造得部非常逼真。一些皇室貴族的服飾花紋也有用緙絲織造的。
      刺繡流行于廣大城鄉,大多為婦女的藝術創造。不少城市中還出現了經營和生產刺繡的繡莊。繡工們在實踐中創造了豐富的品種和多樣針法,大大提高了刺繡的藝術表現力。在不同地區中展現了不同的地方風格特色。如花紋突出的北京灑線繡,色彩濃艷質地堅固的山東魯繡,歷史悠久細膩典雅的蘇繡,及后來涌現的湘繡、粵繡等都各具特色。清代出現的雙面繡,花紋正反相同,工藝巧妙,針法多變化,反映了刺繡技術的進步。
      明末的顧繡在明清刺繡中有突出的地位。相傳顧繡開始于嘉靖時上海顧名世之妻繆氏,而其次孫媳韓希盂之刺繡最為精絕。顧名世為明末官僚,曾任尚寶司丞,在上海九畝田筑有露香園,故亦稱“露香園繡”。顧氏之孫壽潛與畫家董其昌等皆有交往,顧繡又多以名人書畫為藍本。顧繡配色典雅,針線平勻齊整,形象生動,又略以畫筆點染補繡工之不足,表現古代書畫名跡能得其韻致,而無生硬造作之感,頗為文人土大夫欣賞。顧繡的成就大大促進了欣賞性刺繡藝術的發展。
      明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所穿百子衣,在羅上用金線繡出八寶、各種花草及生動的百子嬰戲圖案,嬰幾天真活潑,生動多姿,作放風箏、戲貓、捉鳥、讀書等游戲,是現存明代的刺繡精品。
      明清由于戲曲的繁榮,戲衣的生產也隨之發展,昆劇流行的蘇州揚州及京劇的發祥地北京都是戲裝的重要產地。戲衣要求根據不同角色特點而設計,又要求色彩花紋突出,適合演出效果,從帝王將相的蟒袍到貧民的素褶子“富貴衣”(乞丐穿的帶補丁的袍子)部需美觀悅目。戲衣的刺繡則粗細并用,采用了打子、平金、盤金、堆綾、釘線等多種針法,配色鮮明協調,為中國古典戲曲舞臺美術增添了光彩。
      刺繡在民間極為流行,婦女常用以裝飾衣枕鞋帽,圖案仆實健康,又常采用剪紙花樣,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內容有獅、虎、鴛鴦戲蓮、喜上梅梢、四季花卉及幾何圖案,極為豐富,并流露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強烈愿望。
      清代少數民族地區的印染織繡也有所發展,并在本民族特點基礎上與漢族藝術互相交流、如苗、侗、壯族的織錦刺繡,維族的回回錦、和田綢,蒙藏等族的服飾特點都很鮮明。新疆的地毯明清時傳到蒙古和北京,而發展成為國際上享有盛譽的中國特種手工藝。
      我國傳統漆工藝到明代隨著手工業的發達和官廷貴族及城市富有階層的需要而趨于興旺,技術精湛,花色品種繁多,官辦作坊與私人制造的漆器部競放異彩。
      剔紅是雕漆中的主要品種,系在器胎(金、銀、木等)上層層髹漆,可多達百余層,然后用刀雕出花紋。此外根據色彩不同還有明快的剔黃(用石黃調漆代替銀朱)、敦樸古雅的剔黑、燦爛悅目的剔彩(用不同顏色漆分層漆于胎上,每色都有一定厚度,制作時根據圖案設計,分別刻出需要的彩漆,并在上面鏤刻花紋,可造成紅花、綠葉、紫枝、黃果、彩云、黑石的豐富色彩效果)。根據制法不同又有填漆(在漆地上根據圖案刻出低陋花紋,填以色漆,然后加以研磨,使之光滑平整如畫),鑲嵌螺鈿(將不同色彩光澤的螺鈿嵌進漆面,或鐫刻成人物山水花紋,填入漆面,及鑲嵌金銀珊瑚寶石)等。各種形式技法又互相結合,如有朱花黑地者,黑地朱花者,……據隆慶時黃成《髹飾錄》所載,漆器品種分十四類,達四百八十一種。
      明初永樂時在北京果園廠設立皇家漆器作坊,聚集能工巧匠,專門官廷生產漆器。元末名漆工張成之子張德剛,曾受到永樂皇帝召見錄用,并授營繕所副使,果園廠漆器一直為人們視為珍品,從遺存作品考查,明初雕漆刀法圓潤而不露痕跡,常雕花卉或花鳥圖案,構圖飽滿,刀法精熟,花筋葉脈及禽鳥之翎毛,細如發絲,山水人物則多刻有錦地,簡樸渾厚而生動(圖406、407)。明中葉嘉靖萬歷以迄清代,刻工技巧更為高超,造型也日益豐富,大至數尺高的屏風,小到精巧的盤盒,都作的得心應手,但裝飾也有過分追求纖細的傾向。
      浙江嘉興和安徽新安、江蘇揚州等是漆器重要產地。出現了不少世代相傳的優秀漆工。宣德時嘉興棲塘漆工楊塤(字景和)以漆畫和仿日本漆器著名,有“楊倭漆”之稱。明代日本和中國造漆器技術互相影響,日本的描金漆器很受歡迎。楊塤吸收了日本漆器的長處加以發展,不止用金,而且以五色金鈿并施,天真燦爛,所作山水人物漆畫,神氣飛動,兼善書法,制品多以泥金題款,技藝精絕,也受到日本人民的稱贊。
      漆器上嵌金銀螺鈿等稱為“百寶嵌”,盛行于明代后期及清代。相傳揚州一周姓漆工(或謂周翥)精于此法,以金銀、寶石、珍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綠松石、螺鈿、象牙、蜜蠟、沉香等珍貴材料雕成山水人物花鳥,嵌于檀梨漆器之上,五彩陸離,奇妙無比,時稱“周制”。清代王國琛、盧映之及其孫盧葵生都是制造百寶嵌的妙手。
      隨著漆器工藝制造的興旺發達,總結漆器經驗的專著也應運而生。隆慶(公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前后的制漆名匠黃成所寫的《髹飾錄》是古代重要而完整的漆工專著。《髹飾錄》共分二卷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條,較詳盡的記述了漆器品種、制作方法、原料、工具,資料相當豐富,此書又在天啟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由漆工楊明(號清仲)逐條加注,使材料更加詳盡。黃成和楊清仲都是著名漆工,黃成精通古今髹法,造剔紅刀法圓活清朗,可與果園廠制品媲美。
      金屬工藝也展現了新風貌。
      銅胎琺瑯工藝約在元代時由阿拉伯人傳入我國,被稱為“大食窯”。我國工匠將這一外來技術與傳統藝術風格相結合,借鑒了古代青銅工藝、金銀鑲嵌和陶瓷器的造型和裝飾,創造了雍容華貴具有民族風格的掐絲琺瑯工藝。
      掐絲琺瑯的制作,是在錘鑄成的金或銅胎上,焊以細銅絲掐成的圖案花紋,將琺瑯質釉分別填入圖案內,入火焙干,再經過打磨,并在露出的銅絲部分鍍以金銀而成。因盛行于明景泰年間(公元一四五○—一四五六年),俗稱“景泰藍”,據傳世作品考查,在明宣德時即已成熟,至清而不衰。掐絲琺瑯工藝大部以藍色釉(鈷藍、天藍、寶藍)作地(也有用白色或黃色作地的),依照花紋需要填入紅、綠、黃、白、紫等色,再加上鍍金銀銅絲的閃閃光澤,造成典雅的藝術風格。花紋裝飾多用纏枝蓮、花果、龍鳳珍禽及吉祥圖案。銅絲掐成富于彈性的輪廓,又顯得清晰明快。正因為具有富麗燦爛的特點,因而成為御用作坊監制的特種貴重工藝,入清則由內務府造辦處專設的琺瑯處大量燒造。
      掐絲琺瑯工藝多用于制作禮器(鼎、尊等)陳設品及實用品,也用于首飾裝飾,大型器物造型端莊渾厚而又優美柔和,小型器物如盤盒碗等精巧典麗,從故宮太和殿之鼎、爐、仙鶴燭臺,及后妃寢官中大量的擺設,掐絲琺瑯工藝品幾乎遍布宮廷殿堂,可見貴族對其賞識和喜愛。
      借鑒掐絲琺瑯、玻璃器及外來畫琺瑯技巧而制成的金屬胎畫琺瑯,盛行于清初康、雍、乾等朝,主要產地除北京外尚有揚州廣州等地。雍正乾隆時揚州有王世雄即擅此技,制品精美,在京師享有盛譽,人稱“琺瑯王”。廣州工匠也為畫琺瑯作出貢獻。畫琺瑯圖案華美,活潑流暢,有的還畫西洋人物花卉,它和掐絲琺瑯一樣取得很大發展。
      明代的金屬工藝中,宣德時期盛行精工冶煉鑄成的各種形式的銅爐,具有不同的光澤,古色古香,造型裝飾都很豐富,頗適書室幾案陳列,人稱“宣德爐”。在江南也流行仿古銅器,嘉興人張鳴岐及王鳳江所制銅爐知名于時,松江胡文明按古式制造彝鼎尊卣等也非常精妙,當時稱其制品為“胡爐”。以仿古銅器著名者尚有蘇州徐守素等人。
      由于貴族奢侈生活的需要,貴重金屬及珠寶飾物的制作技巧很高,相傳畫家戴進曾當過銀工,所造釵朵種種花鳥人物精巧絕倫。定陵出上的大量金器及首怖突出反映了這一領域的高超工藝水平。其中萬歷皇帝的金冠用細金絲編成,冠頂有兩條金龍,極為精巧。皇后戴的風冠共出土四頂,每個上面都鑲珍珠五千多顆,寶石一百多塊,還裝飾有數條金龍及銜珠點翠的鳳凰。有的釵簪上嵌盤著樓臺花鳥人物。
      在民間,清初安徽蕪湖鐵工湯鵬(字天池)創造的鐵畫是別出心裁的新穎品種。傳說湯鵬與畫家蕭云從毗鄰而居,藝術上受到薰染,自己試驗以鐵錘打盤曲成山水花卉等畫,風格古樸,并注意表現筆法的神韻,精妙不減名家,受到當時人的推崇。鐵畫加邊框可制成橫幅、條屏、中堂等,將四面鐵畫又可拼合成鐵燈,中間燃燭后鐵畫花影映于壁上,別有意趣。湯鵬對鐵畫的創造并達到相當造詣,顯示了勞動工匠藝術的天賦與卓越的才能。
      玉石、牙角、竹木等雕刻無論品種及裝飾題材都有很大發展。
      玉雕工藝在南方以江蘇蘇州等地為中心,北方則在北京的皇家作坊中聚集了不少琢玉名手,正如宋應星《天工開物》中說:“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南北方琢玉工藝互相交流,工匠們以他們的勞動的智慧為明清玉雕發展作出貢獻。
      玉石雕刻作為珍貴工藝品主要滿足皇室貴族需要,多作為裝飾陳設,品種繁多,有瓶、爐、觚、鼎、如意、花插,也有實用的杯、洗等。明代早期作品多仿古和摹刻自然界實物,紋飾簡練,渾厚圓潤;晚期追求玲瓏剔透華貴繁復,有的玉器與其他工藝結合(如玉嵌金銀絲,在金屬制品、漆器、琺瑯器上鑲玉),清代官廷制品中尤多大型觀賞性玉雕。
      明代琢玉名手有萬歷時蘇州之陸子岡,他長于減地陰文鏤空浮雕等技巧,制品常見有盒、花插、發簪、香爐等,作品上鐫有圖章及子岡款,據載他造水仙簪玲瓏奇巧,花莖細如毫發,極為珍貴,其技藝為人所傾倒,因而一些傳世玉佩也常假托他的名款。故宮藏有他雕的《茶晶梅花花插》,利用玉的茶色及白斑,巧妙地刻成老干白梅,清氣襲人。設計及雕琢上確有獨到之處。
      清代前期,由于統一的多民族政權的鞏固,社會安定,內地與新疆經濟文化交流頻繁,著名的和闐及時爾羌玉源源運往內地,其他地區的玉料如瑪瑙、玻珀、水晶、松綠石、青田壽山石等也被廣泛應用,清廷造辦處有專門琢玉作坊,而且  有相當細致的分工,玉雕在數量質量上都發展很快,特別在乾隆時期雕造了不少大型的觀賞性“玉山”。
      “玉山”為高級大型玉雕陳設品,其外形多為山形,以山水畫為藍本,就原材料的外形量材度勢加以設計。“玉山”約創始于明代,至清代乾隆時期官廷造辦處及蘇州、揚州等地玉工創制了巨型玉山,如《關山行旅》玉山、《會昌九老》玉山、《大禹治水》玉山等,皆取新疆和田巨型玉材,以清代官廷畫師的作品(如關山行旅為金廷標繪稿)或古代名畫(如《大禹治水》依據宋代繪畫)為藍本,主要由揚州玉工制作。玉山鐫刻費工費時,常需數年之久(大禹治水共刻八年,艱巨的采玉運玉的時間尚未計在內),是各族工匠智慧的結晶。
      《大禹治水青玉山子》原材采用青潤密致的青玉,高二二四厘米,寬九六厘米,重五千三百多公斤,表現了古代勞動人民開山治水征服自然的生動場景,人物繁多,情節復雜,山石錯綜,氣勢磅腐,沒有熟練的技藝是無法完成的,在制作時需先繪成分面圖稿然后開雕。先后共用十五萬個工作日,是占代玉器中最大的一件,也是玉石工藝史上的一次壯舉。
      象牙雕刻作為高級享用品,主要創作力量集中于官辦作坊,清代尤為發展,產品除圓雕人物外,還有燈、扇、插屏、冊頁和層層套疊鏤空的象牙球。
      牙雕《月曼請游冊》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作品,系依照官廷畫師陳枚的稿本,由請廷造辦處優秀工匠陳祖章等所刻。在十二幅里描繪了貴族婦女十二個月的各種生活場景,畫稿精美,雕鏤手法高超,以象牙雕人物、樓室,以瑪瑙、玉石等雕飾山石器物,刷漆為底色表現水及天空,層次清楚,搭配和諧,色調以白為主,略施彩色,鮮明而素雅,具有相當的藝術水平。
      牙玉雕刻常由官廷畫師創稿后由匠師鐫雕,畫家與工藝匠師相互合作,促成了雕刻藝術的提高。
      竹木雕刻在優秀傳統上形成獨立的工藝,用竹木普通材料雕鏤成為精美的藝術品,需要有相當精詣的藝術技巧。明清兩代竹雕名手集中于嘉定、南京等地,木雕則廣泛應用于建筑裝修木飾件和宗教性雕像。用桃核巧妙的刻成花鳥人物,甚至《赤壁夜游》等復雜場景的桃核雕刻也別具一格。
      明代嘉定之朱鶴(字松隣)、朱纓(字清父,號小松)、朱稚征(號三松)祖孫三人相繼以刻竹著名,形成“嘉定竹派”,他們都擅長書畫,所刻古賢佛像山水花木章法新穎,用刀如筆,逸趣橫生,成為文房清玩(圖412)。清代嘉定刻竹名手又有吳之璠、封錫舜、封錫祿等人,封錫祿還善刻桃核舟,康熙時曾一度召入官廷供職,他們的刻工都轉向工細,頗受名流稱贊。
      明代以刻竹享有盛譽的還有南京的濮澄。濮澄字仲謙,活動于十五世紀,他善于選用天然竹根,利用其屈曲自如的特點加以雕鏤,“勾勒數刀便與凡異”,以風致渾厚古雅著稱,被認為是“金陵竹派”的代表。
      竹雕風格具有古樸和精妙的特色,題材又適合文人趣味,常制成筆筒等,雕者多具文化修養,有的本人就是文人,因此成為登上大雅之堂的工藝。同樣性質的還有制硯、制墨及詩箋刻印等,也都出現了很高水平。
      綜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中,工藝美術各門類隨社會的發展在各時期出現不同特點。明初永樂以迄宣德時期,在元末動亂之后逐步恢復生產,工藝美術上承宋元之質樸而漸有新貌,景德鎮之甜白瓷和青花瓷,北京果園廠的雕漆、宣德爐等都具有代表性。其后日趨華麗,乃有掐絲琺瑯及斗彩瓷器之發展。特別是十六世紀嘉靖、隆慶、萬歷時期,商品經濟活躍,手工業發達,工藝美術追求精致華麗,陶瓷中的彩繪裝飾和彩色釉大大豐富,絲織品花樣繁多色調絢麗,文玩及特種工藝生產展現盛況。北京官廷作坊人材薈萃,蘇州、揚州、南京、杭州、景德鎮等有悠久的傳統,深厚的社會基礎及雄厚的技術力量,加之科學的發展和這些地區,特別是陶瓷絲織業中涌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推進了產量提高和技術上的突飛猛進。此時的瓷器、錦緞、金、銀、銅、玉工藝、漆器螺鈿、竹木雕刻、仿古器物以及文玩等都達到很高水平。裝飾圖案也花樣翻新,除幾何紋樣纏枝花卉外,接近繪畫的山水、人物、花鳥描繪在工藝上逐漸增多,吉祥寓意的題材也日益流行。清王朝初期征服全國的戰爭,曾破壞了社會經濟,工藝美術也一度出現蕭條,但隨著康熙以后經濟上的逐漸恢復,手工業又發達起來,質量和數量也漸漸超過明代。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社會安定,國力強盛,工藝品務求質地技術之精良,陶瓷、織錦、緙絲、玉雕等傳統產品展現新成就,畫琺瑯、玻璃器、象牙雕刻技術上也達到很高水平,在某些工藝中還對西方藝術有所吸收。有些作品在追求富麗精致中卻明顯地流于纖弱細碎,而民間工藝的一些作品卻顯示了健康的風貌。清代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藝術上進一步交流,各民族的織繡,雕刻、金屬等工藝也得到發展。清同治光緒以后的工藝雖仍沿襲康熙乾隆時的傳統,然國力日衰,甚少創造,由于帝國主義侵略,使不少傳統工藝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
      明清工藝美術對近現代工藝美術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一些傳統產品和精致的技藝需要繼承與發展。因此,區分其精華與糟粕,總結歷史經驗,研究優秀技巧,可以為今大的工藝美術創作和發展提供豐富的經驗,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如有意見和建議,請惠賜E-Mail至zh5000@zh5000.com
    Copyright©2000  www.中華五千年.中國  www.中華工藝品在線.中國
     
    色网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