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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初年“四王、吳、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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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初年最有名的六個畫家: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吳歷、惲格。簡稱為“四王、吳、惲”。
      清兵入關扼殺了農民起義,勾結官僚大地主征服中國,建立了清朝的統治,在文化方面也采取了種種壓迫和欺騙政策。董其昌的流派在清朝統治者的鼓勵下流行起來。
      康熙皇帝玄燁喜愛董其昌的繪畫和書法,乾隆皇帝弘歷喜愛趙孟頫的繪畫和書法。董其昌的親戚,太倉王時敏(公元一五九二一六八六年,字遜之、號煙客)和王鑒(公元一五九八一六七七年,字圓照),他們的門客王翠(公元一六三三一七二○年,字石谷)和王時敏的孫子王原祁(公元一六四二一七一五年,字茂京、號麓臺)成為當時為朝野所共欣賞的中心人物。
      他們最大的成就是在運用干筆桔墨的方法方面。元朝畫家黃公望、倪瓚最擅長用干筆。明末董其昌提倡以后就成為時尚,以為“藝術絕品”。清代有名的評論家張庚分析原因,認為是“濕筆難工,干筆易好。濕墨易流于薄,干筆易于見厚,濕筆渲染費勁,干筆點曳便捷,此所以爭趨之也”。在清初甚至以濕筆為俗工,因而張庚反復地批評了這種不良風氣。張庚沒有指出這種風氣的重要傳播者是四王。在清朝初年,特別是由于王時敏、王鑒和王原祁的關系,善用渴筆皴擦的元代黃公望就被神圣化了。王原祁自以為用筆非常有力,謂筆端如“金剛杵”。從他們的某些作品看,他們的筆墨也有一定的表現效果,作為前代的藝術實踐的經驗,也有加以具體分析與整理的必要。他們的作品進一步地放棄了表現內容的要求,與沈周和文征明的重視作品的富有詩意的主題又有所不同;所以他們的作品就明白以“仿大癡”,“臨巨然”為題,純以臨摹為宗旨了。四王之中,王暈尤其是臨摹的專門家,臨摹功夫極熟練,而且最多樣。他說:“以元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王翚,這一有才能的藝人就是以此自豪的。
      四王的畫風在清代彌漫在北京以皇帝為中心的貴族士大夫社會中間,皇家畫院和皇室、大臣都畫這種山水畫。追隨王翚的畫風的稱為“虞山派”,有楊晉、胡節、徐溶、李世倬、上睿和尚等都成為當時名家。追隨王原祁的稱為“婁東派”,有唐岱、王敬銘、黃鼎、溫儀、王呈等也都是康雍間的名家。乾隆年間,方薰、張宗蒼、錢維城等稱為“畫中十哲”都是婁東的余風。王宸等“小四王”和乾嘉及其以后的山水名手都不出四王范圍,四王所創導的風氣是和董其昌的繪畫思想分不開的。
      吳歷,字漁山,號墨并道人,常熟人。他所畫的山,據說多是作陰面山,林木蓊翳、溪泉曲折,別有一番景致。在用筆方面法宋元,并得唐寅的長處,所以也能獨成一家。
      惲格(公元一六三三一六九○年),字壽平,號南田,常州人。他是王翚的朋友,他最初畫山水,但自覺自己不及,于是舍山水而畫花鳥。惲格雖然也受了注重筆墨的思想的影響,由于花鳥畫藝術一直沒有喪失創造真實生動的形象的要求,并且一直是要求能夠傳達最微妙的生命感覺,所以惲格能夠在用輕快的筆觸、柔美的色彩進行極其細膩的描繪而創造了意態飛動、富有天機物趣的形象的同時,追求著明潔光潤的畫面效果。最后這一點特別為他贏得了眾多的貴族社會中的群眾;并且吸引了眾多的追隨者,而稱為“常州派”,成為清代花鳥畫的重要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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