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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工業產量戳穿了康乾盛世的神話

    中華五千年 2007年08月24日17:33 (來源:中國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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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筑業,明朝燒磚的質量是有名的,技術水平超越了宋代,西方傳教士就專門贊揚過明朝的磚頭“分量輕而且堅固”。修長城,城墻,還要造回音壁等聲學建筑,明朝南方流行修各種私人園林。而滿清除了個別殖民據點,是禁止別人造城墻的。長城就更不用說了。  


      2。金屬冶煉,鐵產量歷來是古代重工業的重大指標,老毛甚至提過發展工業“以鋼為綱”,而滿清怕人造反,就以種種借口來壓制金屬的生產。幾代滿清皇帝對此的指示都是很明確的。不僅是嚴禁開礦,已有的礦廠也要用重稅來加以控制。 

      3。造船業,這也是利潤豐厚的重工業,中國的遠洋技術,在明朝時還是遙遙領先于世界的。西方傳教士指出,明朝皇帝可以用船在澳門和呂宋造一條橋梁。豈是禁海的滿清可比呢。明朝禁海只是個別現象,針對的是海盜,而滿清禁海則是要掐斷南洋反清華人和沿海反清力量的聯系,連臺灣和福建之間都是禁止民間往來的。禁海是滿清遏制漢人造反的國策。從清初的禁令也不難看出, 本來泰國與中國的海上貿易,全是中國商船所為。 


      4。至于棉布,絲紡這些輕工業,我見到的數據還不多,但僅從明末西方傳教士和乾隆時英國使節對中國人穿著的見聞就知道,滿清的人均布匹產量是遠不及明朝的。考慮到滿清經濟作物“只可種于不生五谷之處”的國策,這一結果也是非常合理。清初文人對于清初戰亂(清兵的屠刀將無數工業城鎮化為廢墟)和滿清政策導致紡織業大衰退甚至崩潰的記載,也是佐證。 

      根據外國學者的估算,明末中國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而1840年中國地區的工業產量僅為世界的6%。 

      下面抄些材料。 

      康乾盛世的皇帝確實勤政,他們都在忙什么呢。 

      1。棉桑等經濟作物只準種在“不可以種植五谷之處”, 

      2。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滿清皇帝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 

      先看古人的記載: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這樣概括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 (根據日本學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從此以后在人口壓力下,中國的人均GDP開始一路下滑) 

      清興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于食,布帛賤而艱于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兇,良賈無籌。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再看看西人的回憶    

      明末西方傳教士還在贊揚中國物產極為豐富,物質生產能力遠勝歐洲,聲稱“大明人”是“衣飾華美,風度翩翩”。而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乾隆時期的出使日記中卻說:“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10]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節。〕在馬戛爾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這樣的。。。“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善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 。

      下面是一些有良知的歷史學家的記載 

      山西產好鐵,滿清就向山西的冶鐵戶征鐵,所征之數不斷增加。雍正時征2。5萬斤,乾隆時增加到5萬斤,嘉慶時又增加到20萬斤。征鐵給的鐵價、腳費不到市價的 1/6,近于掠奪!潞安府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絲織業中心,潞綢精美,被滿清列為貢品,每年派造的數量,大大超過機戶的承受力。明朝盛時,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明朝派造3000匹。經過明末戰亂,清代僅剩織機300張,居然還是派造3000匹,致使“機戶支價賠累,蕩產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滿滿清廷并不因此放棄派造,直到機戶完全逃光,潞綢在歷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成為明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蘇松財賦半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位居全國榜首,其上繳中央的錢糧總額超過了浙江全省。當時松江的面積是蘇州的十分之三,而賦稅額卻是蘇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賦稅額為全國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紡織業到清代開始退步,葉夢珠在《閱世編》中說:明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計,少亦以萬計”,而到了滿清,“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近年來有的同志在鐵產量上做了些統計(表8)。統計表明,我國鐵產量隨著大動亂而明顯地波動著。宋代鐵產量比唐代有一個大的進步,但經過戰亂和分裂。南宋產量就降到了唐的水平。到元代鐵產量仍然未達到北宋水平。明代有個大發展,高出北宋一倍多,使我國的鐵產量在世界各國中居于遙遙領先的地位。但到清代初期,經過明末大動亂,再加上政府嚴禁開礦,冶金業衰落了。康熙皇帝于公元1675年還諭令:“聞開礦之事,甚無益于地方,嗣后有請開采者,悉不準行”。對于不能封閉的冶鐵廠,則抽十分之二的重稅。到乾隆時,全國合法的鐵礦廠只有九十三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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