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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十國的經濟狀況

      中華五千年 2007年09月15日12:19 (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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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南  方

        南方自南朝歷隋、唐,經濟一直在緩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區域。以成都為中心的蜀,是兩漢以來的舊區域,每逢中原喪亂,就有人據蜀自立。隋唐時揚州為東南第一大城市,以揚州為中心的江、淮地區,富強足以自立,并且有力量占據江南、江西大片土地,形成一個大經濟區域。三吳(南朝稱吳、吳興、會稽三郡為三吳,即唐朝蘇、湖、越三州)是南朝經濟文化的精華所在地,唐時立浙江東西兩道,設鎮海(浙江西道,治蘇州)鎮東(浙江東道,治越州)兩節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為中心,形成一個兩浙區。嶺南、福建經濟文化較上列各區落后,福建更落后些,唐中期以后,兩地都漸有進展,嶺南以廣州(嶺南節度使治所)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時福建經略使治所)為中心,形成兩個區域。廣州是海上貿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時也開始成為通商港口,海上貿易對這兩區有重要意義。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發達的商品——茶葉,在湖南大量生產,為北方所必需,這就形成以長沙為中心的湖南區。荊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樞紐,又是北方小朝廷與吳、蜀、楚諸國的緩沖地,依靠商稅,勉強自成一區。以上各區,經濟發展程度,高低很不平衡,大體上,割據者可以憑借一個區成立一個政權;另方面,割據者要鞏固自己的政權,還必須采取一些措施來推進經濟,五代時期南方諸國戰爭較少,某些國君注意興利事業,原因在此。盡管是這樣,各區并不能完全自給,有待于互通有無,更有侍于南北雙方的互通有無,所以,五代十國政治上是分裂的,全中國的經濟聯系卻是相當密切的,自然,這種聯系不能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礙,當北方政局穩定時,全國就不可抗拒地復歸于統一。
        前、后蜀——兩漢以下,蜀一向是農業、工商業發達的地區。王氏、孟氏據蜀先后凡七十余年,境內很少發生大戰爭,民眾得以繼續進行生產,如果說,前、后蜀立國也還有些好處的話,這就算是好處。至于前、后蜀統治者,剝削都很殘酷。王建急于聚斂,雖然倉庫裝不下了,還是貪得無厭。蜀中每年季春月有蠶市,百貨云集,市況甚為繁盛。王建曾登樓望見有許多處作桑栽(桑樹秧)交易,對左右人說,桑栽很多,如果收稅,必獲厚利。足見他多么留心獲厚利。王衍和他的臣屬,專以奢淫相比賽,浪費無限。九二五年,唐兵入成都,沒收蜀倉庫所存武器、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所謂千萬計,就是數量極大。九二六年,孟知祥查庫,還有鎧甲二十萬副,以此為例,蜀倉庫確實是裝得滿滿的。唐兵沒有搶掠成都市,退兵時,孟知祥令成都富人及王氏舊臣獻錢,以六百萬緡犒唐軍,剩下二百萬緡歸孟知祥。富人及舊臣的錢,自然都是剝削得來的,一次就能獻出八百萬緡,平時剝削的嚴重可以想見。
        孟知祥據蜀,待將相大臣“寬厚”,所謂“寬厚”,就是讓這些人任意去搜括。孟昶繼位后,宰相張業設牢獄在家里,用殘酷的刑罰勒索民財。將相大臣放縱無忌憚,甚至掘墳墓求財物,搜括到了地下,地上還有什么可免搜括。民眾繼續生產,統治者繼續掠奪,民眾窮苦無告,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前后蜀都不戰而亡,因為民眾對它們實在厭惡到極點。
        吳、南唐——楊行密、徐溫都注意恢復生產,境內粗安。徐知誥執政,更加重視農桑。吳國舊制,上等田每頃收稅足陌現錢二貫一百文,中等田一貫八百文,下等田一貫五百文,如現錢不足,依市價折金銀。又有丁口稅,計丁口征現錢。宋齊丘建議收稅不用現錢,用谷帛代現錢,并“虛抬時價,折納綢綿絹本色”。當時市價,絹每匹五百文,綢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宋齊丘主張絹每匹抬為一貫七百文,綢為二貫四百文,綿為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錢,又廢除丁口稅。宋齊丘要官府收租稅,用高于市價三四倍的虛價來折合實物,確是大膽而有遠見的建議(這是《容齋隨筆》轉載北宋許載所著《吳唐拾遺錄》的原文,《通鑒》作“綢絹匹值千錢者當稅三千”,是一般地說提高三倍)。朝議喧嘩,以為官府損失太大。宋齊丘說,那有民富而國家貧的道理。徐知誥斷然采納宋齊丘建議,認為這是勸農上策。果然,不到十年,江淮間呈現“曠土盡辟,桑柘滿野”的繁盛景象,吳國也就富強了。徐知誥稱帝后,下詔民三年內種桑夠三千株,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夠八十畝,賜錢二萬;桑田和農田都免租稅五年。這樣獎勵農桑,在五代時期是唯一的國家,也因為是個富強國,所以有力量抵御北方軍閥的侵擾長江流域。
        南唐李璟、李煜時,賦稅逐漸加重,和別國比還算是輕一些。
        吳越——南方諸國多興修水利,吳越尤為積極,兩浙農業發達與水利是分不開的,這應是錢氏政權的成績。但錢氏君臣,奢侈成風,民眾不勝其苦。錢镠居室用具,極為精美,晚年更加放縱。錢氏據兩浙八十余年,對北方小朝廷貢獻厚禮,在國內任情浪費,地小人多,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無不收稅。即使欠稅不多,也要被捉,受鞭笞刑。《咸淳臨安志》說“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賦斂之毒,叫囂呻吟者八十年”。這是錢氏政權的定論。
        楚——南方各地多出產茶葉,湖南產茶尤多,楚立國主要依靠賣茶和通商。馬殷聽從高郁的建議,提倡種茶,讓民自采茶葉賣給北方商客,官收茶稅。九○八年,馬殷向梁太祖請求,每年貢茶二十五萬斤(《舊五代史》作數萬斤),換取賣茶權。梁允許楚在汴、荊、襄、唐、郢、復等州置回圖務(商店),運茶到黃河南北,交換北方的衣料和戰馬,楚獲利十倍。湖南民間不事蠶桑,貿易上處于不利地位,馬殷令民納稅,以帛代錢,湖南絲織業開始興盛起來。又令民間種棉,楚貢品中有吉貝布,就是用木棉織成的布。唐時嶺南、福建已種棉織布,馬殷時傳入湖南,新創一種富源,馬殷免收商稅,招徠四方商人。湖南產鉛、鐵,鑄為鉛錢、鐵錢,十文當銅錢一文,通行境內。商人出境,鉛、鐵錢不能使用,只好購買湖南物產帶走。“以境內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這就是馬殷的治績。
        馬殷死后,繼位人都是暴君,民歡窮困流亡。周行逢占據湖南,改革馬氏弊政,境內粗安。
      閩——王潮、王審知以保境息民為立國方針,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國,獎勵通商,閩民眾得到三十年休息。王審知死后,繼位人多是暴君,王繼鵬起三清臺,用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每天燒龍腦等香數斤,以此為例,一個小國的民眾,負擔是沉重的。
        南漢——南漢國君自劉巖起,都是極奢侈極殘忍的暴君。九三四年,劉巖造昭陽殿,用金作屋頂,銀作地面,木料都用銀裝飾。殿下設水渠,渠中布滿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為日月,放在東西兩條玉柱上。劉■造萬政殿,飾一條柱子就用銀三千兩。又用銀和云母相間隔,包裝殿壁。這種富麗輝煌的建筑物,是用多少民眾鮮血變成的,實在使人觸目傷心,不寒而栗!劉巖惡毒無比,設有灌鼻、割舌、支解、剖剔、炮炙、烹蒸等慘刑,又有水獄,聚毒蛇在水池中,投入他所謂的罪人,讓毒蛇咬死。他的繼位子孫,都是和他類似的野獸,他們造成窮奢極侈的宮殿,取得人力和財物的方法就是慘刑。
        南平——九六三年,宋太祖使盧懷忠去南平觀察情形。盧懷忠回來說,荊南兵不過三萬,年景不壞,民眾卻困于暴斂,消滅它很容易。果然,宋兵經過江陵,便滅掉南平。
        南方諸國,除少數國君曾做了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其余都是民賊。民眾遭受剝削是極其嚴重的。例如宋太宗時,廢除淮南、江浙、荊湖、廣南、福建等地的魚稅,又前后下詔廢除或減輕“橘園、水硙、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的稅收。單看苛稅(實際不只這些)名目,可信南方諸國同北方一樣,也是物物有稅。又如丁口稅,有些地方每人每年要納錢數百文,到一○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才下詔“兩浙、福建、荊湖南、北路身丁稅并特放除”。這些苛稅,或起自唐末,或諸國新設,稅名或稅率有增無已,民眾的痛苦自然也有增無已,自從北方出現周宋兩朝,南方諸國再不能有什么繼續存在的理由。

        二  北  方

        黃河南北廣大地區,五代時期,大小戰爭接連發生,戰爭本身(主要是殺害民眾)以及由戰爭引起的各種災難(主要是搜括財物),使得社會遭受大破壞。從此以后,中國經濟文化的中心進一步地轉移到南方,北方變成比較落后的地區。自遠古以來,經濟文化的中心總是不離開黃河流域,現在南移到長江流域,這個大變化,是五代在歷史上的重大特點。北方戰爭的后果,略述如下:

        (1)生產力的摧殘

        勞動群眾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力,在生產工具無大變化的情況下,一個時期內戶口(其中絕大部分是勞動群眾,主要是農民)的增加與耗損,足以測定這個時期生產力的發展與衰退。五代時期北方戶口大減,原因是統治北方的軍閥,尤其是帶有游牧人風氣的沙陀軍閥,心目中只有戰爭嚴刑和搜括,別的事一概無知。民眾不是死亡,就是流散,堅守鄉土的人,唐末以來長期生活在重重災難中,那里還說得上發展生產!
        戰爭屠殺——這里舉一個例,說明戰爭是怎樣耗損人命。九四八年,漢將郭威率兵滅河中、永興、鳳翔三叛鎮。這次戰爭在五代時期不算是大戰,更不是久戰。九五○年,漢隱帝使人到戰地收埋戰死及餓殍(民眾)遺骸,當時已有僧人收埋了二十萬具,可知未收埋的還不在少數。按此例類推,每次戰爭,軍民死亡數雖多少不等,但有戰必有死亡,特別是當地居民大量死亡,是毫無疑問的。唐末秦宗權蹂躪河南,朱全忠在河南、北進行戰爭三十年,李存勗與梁,河上相拒十余年,大小百余戰,契丹經常入侵,石晉末年深入到開封,退兵時,僅僅屠相州城(九四七年),就殺死十余萬人。這些大戰久戰,加上其他連年不息的小戰暫戰,再加上被迫輸送軍需的民伕路上死亡,死亡總數實在可駭,十六國以后,黃河流域又一次化為大屠場。
        嚴刑亂殺——梁至漢四朝君主,全是野蠻武夫,殺人看作等閑,人命輕似草芥,殘暴大致相似。唐明宗在四朝君主中算是唯一的好皇帝,“然夷狄性果”(強暴),常常殺死無罪人。某次他聽巡檢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練習戰斗,他立刻命石敬塘去辦理。石敬塘一到就把二人殺死。第二天樞密使安重誨奏稱二人是小兒,戰斗是游戲。晉出帝遣使者三十六人分路搜括民財,各給一把劍,得任意殺人。使者帶著大批吏卒,手執刀杖,闖進民家,隨便殺奪,民死無數。唐晉用刑已極慘重,漢法尤其刻毒。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盡平陰縣(山東平陰縣)十七村居民。衛州刺史葉仁魯率兵捕盜,有十來個村民逐盜入山中,葉仁魯后到,硬指村民為盜,全數斬斷腳筋,陳列山麓示眾,宛轉呼號,數日才死。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奉劉知遠命清理獄囚,蘇逢吉不問輕重曲直,一起殺死,說是奉命靜獄。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專喜殺戮,認為有罪的人就殺死。某次太白星白晝出現,民眾仰觀,史弘肇派兵捕捉,悉數腰斬。又作斷舌、決口、斮(音酌zhuó斬斷)筋、折脛等刑,天天殺人。凡是被捕的人到官,獄吏請判,史弘肇不問輕重,伸出三個指頭示吏,即時腰斬。以上只是舉些例證,說明皇帝和大官提倡殺人,自然造成一種異常殘酷的風氣,凡是他們統治的地區,實際是一座廣大的活地獄。

        (2)人為的天災

        自然災害本是常有的事。在政治較好的時候,社會抵抗力較強,災害的后果就會減輕些;在亂世,災害與暴政相結合,那就后果不堪設想。例如九四三年(晉出帝天福八年),春夏有旱災,秋冬有水災,蝗蟲大起,晉境內竹木葉都被蝗蟲吃光。晉出帝因國用不足,下令括民間谷物,督責非常嚴急,逼民眾獻谷,民眾餓死數十萬人,流亡人數更不可計數。恒、定等州災情尤重,晉朝廷知道無可再括,特令免括。順國節度使(駐恒州)杜威卻奏準援別州例括民谷,盡量搜括得一百萬斛,送給晉朝廷三十萬斛,其余歸杜威私占。杜威又括得三十萬斛,湊足一百萬原數,次年春糶給民眾,得錢二百萬緡。杜威憑空得二百萬緡,大批民眾餓死可以想見。五代時各種天災,屢見于記載,不再列舉,這里只說由人工制造的黃河水災。
        八九六年,黃河水漲,滑州城(河南滑縣)危險,朱全忠決河堤,分河道為二,夾滑州城東流,散漫千余里,從此黃河為患愈益嚴重。九一八年,梁將謝彥章為阻止李存勗進攻,在楊劉城決河,大水彌漫,曹、濮二州遭大水災。九二三年,梁將段凝在酸棗(河南延津縣)決河,東注曹、濮、鄆等州,企圖阻止唐兵,稱為護駕水。決口不斷擴大,曹、濮遭害更甚。據朱熹《通鑒綱目》的記載,河決十六次,五代竟占九次。據《舊五代史·五行志》殘缺不全的記載,自九一○年至九五三年,黃河決口及其他水災,多至二十四次。這些水災雖然不是故意制造,但由于連年戰爭,水利不修,成災率大增,所謂天災實際上仍是人工造成的。黃河下游諸州水災特別頻繁,原因是朱全忠決滑州河堤,梁、晉相持,梁屢次決河阻晉兵,此后并無大修治,河災自然要接連發生。
      九四四年(晉出帝開運元年),滑州黃河決口,水浸汴、曹、單、濮、鄆五州。鄆州城西南有梁山,山周圍二十余里,上有虎頭崖,下有黑風洞,山南是古鉅野澤。這次河決,大水環繞梁山,成為著名的梁山泊。

        (3)租稅的苛暴

        據《舊五代史·食貨志》說,梁賦稅較輕,唐莊宗用孔謙為租庸使,剝削極繁重。后來歷朝賦稅,基本是沿襲唐莊宗舊制,但常有新添的名目。五代租稅,大抵正供以外,附征農器錢(每畝一文半)曲錢(每畝五文)、疋帛錢、鞋錢、地頭錢、蠶鹽錢及諸色折科。附征以外,又加征稈草每束一文,絹、絁、布、綾、羅每匹十二文,鞋每雙一文,現錢每貫七文;絲、綿、綢、線、麻皮每十兩加耗半兩,糧食每石加耗二斗(唐明宗時加),稱為雀鼠耗。加征以外,省庫(中央庫)收納上列錢物時,又別征現錢每貫二文,絲綿等每百兩加耗一兩,稈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漢隱帝時,王章管財政,聚斂更急暴,在舊制雀鼠耗外,又加二斗,稱為省耗;舊制錢出入都用八十文為陌,王章改為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為陌。周太祖改定每田十頃稅取牛皮一張,多余的牛皮聽民自用或買賣,但不得賣給鄰國。周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數賣給官府。唐明宗時官給鹽,償皮價,晉時并鹽不給,漢時民間私藏牛皮一寸處死刑。周把牛皮均攤在田畝稅中,在當時算是一件良政。
        統治集團內部,也互相剝削,大小職官對皇帝要納尚書省禮錢。太師、太尉納四十千,太傅、太保納三十千,司徒、司空納二十千,仆射、尚書納十五千,員外、郎中納十千。藩鎮見皇帝,送特重的禮,稱為買宴錢。禮錢以外,官員還得自出辦公費。宰相出光省錢(宰相納光省禮錢三百千,藩鎮帶平章事官號納五百千。別一記載說,宰相納禮錢三千緡),御史出光臺錢,下至國子監監生出束修錢二千,及第后出光學錢一千。官員對皇帝送禮,小官對大官送禮,學生對學官送禮,最后實際出錢的當然是勞動民眾。
        直接管理民政的縣官,五代時輕視特甚。凡大官府佐雜官中最齷齪無用及昏老不堪驅使的人,才派充縣官。這些人貪求刻剝,丑態萬狀,當時優伶打諢,多用縣官做玩笑材料。自然,縣官的可笑,就是民眾的可悲。

        (4)鹽法的嚴厲

        唐中期以來,鹽利一向是朝廷的重要收入。五代時用極嚴厲的刑罰來保障鹽利。唐朝賣私鹽一石以上處死刑,一斗以上處杖刑,比起五代來,簡直算是無比寬厚,可見五代鹽法的無比殘暴。唐莊宗詔書說“會計之重,堿鹺居先,矧(音審shěn況)彼兩池,實有豐利”。兩池指安邑、解縣(山西運城縣南)兩池,是朝廷掌握的產鹽地,如何從兩池得厚利,就是五代朝廷制定鹽法的出發點。
      因為會計之重,堿鹺居先,所以搜括方法,不厭苛細。官自制自賣,立屋稅,蠶鹽、食鹽等名目。對城市居民,按屋稅派給,稱為屋稅鹽。對鄉村居民,按戶口派給,稱為蠶鹽。又別有所謂食鹽,也是按戶口派給,說是專供食用。石晉時,在末鹽(海鹽和堿土制鹽)地界內官賣末鹽,每年得錢十七萬貫有余。為增加收入,將十七萬貫攤派給民戶,依戶大小分五等,一等每戶納錢一貫,五等二百文。民間用鹽,聽商人自由販運。這樣,鹽價降落了,每斤不過十文,較遠的州縣不過二十文。官當然不會滿足于十七萬貫的定額,過了些時,重征鹽商,過路每斤抽稅七文,坐賣每斤十文,重稅迫使鹽商停業,官又得抬價出賣貴鹽。分五等攤派的食鹽錢,從此變成常賦,永不免除。
        官賣必須依靠刑法,這種刑法自然是殘酷的。舊制:應食末鹽地界,如有人刮堿煎鹽,不計多少斤兩,并處死刑。唐明宗改為犯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遞增至五斤以上,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應食顆鹽(池鹽)地界,防鄉村私鹽進城,損害城內官課,規定不論食鹽蠶鹽,不許攜帶一斤一兩入城,犯者,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八十。遞增至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漢法,犯鹽禁不論多少,一律處死。周太祖時,鄭州有民買官鹽過州城,門官指為私鹽,殺民受賞。民妻訟冤,才改為帶鹽入城五斤以上,煎私鹽一斤以上,重杖一頓打死。
        因為兩池實有厚利,朝廷總想擴大顆鹽銷路來增加鹽利。原來顆、末、青、白(青白兩池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四種鹽各劃定銷行地界(唐朝已劃地界),不許參雜,如帶入別界,不論一斤一兩,并處死刑。周世宗因食末鹽地界犯鹽禁的比食顆鹽地界多,認為卑濕地帶容易私自刮堿煎造,不比產顆鹽的兩池,禁令峻嚴,無法私運。他下令曹、宋以西十余州都改食顆鹽。曹、宋以西正是末鹽產地,這一改變,將有不少私造末鹽的人生機斷絕。
        上列四條,只是指出五代時期黃河流域暴政的一般情況,當時民眾具體地遭受死亡、流散、窮困等災難,痛苦幾乎是難以設想的。南北戶口變化,可以說明暴政發生了多么大的破壞力。依據宋初的記載,得下列戶數。
       
        以上都是宋取得這些地區時的戶數,照慣例,凡是亡國時,戶數總要比原有數減少些。湖南曾是一個國,地面比清源大得多,戶數卻比清源少,湖南戶數當有很大的隱漏。盡管史書上所載戶口數,不甚可信,但借以推測一時人口增減的趨勢,還是有些用處。三國結束時,魏有戶六十六萬余,口四百四十三萬余;蜀有戶二十八萬余,口九十四萬余;吳有戶五十二萬余,口二百三十余萬。隋滅周得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滅陳得戶五十萬,口二百萬。三國時吳、蜀兩國戶總數比魏國多十四萬,口總數比魏國少一百余萬。隋戶口比陳戶口更是占絕對多數。五代時南方諸國戶總數比北方多一倍強,是三國以來不曾有過的新變化,從此以后,南方人口超過北方,經濟和文化的重心也確實轉移到長江流域,主要是在南唐和吳越兩國的舊境。

        三  南北統一的一些因素

        長江流域(包括閩江、珠江兩流域)經濟發展起來,各地商品的交換也就跟著增加,特別是南北兩大流域間,即使五代十國政治上互相妨礙通商的順利進行,但終究必須依靠通商來交易有無。經濟聯系既然如此密切,也就決定分裂只能是暫時的,大勢所趨,中國必然復歸于統一。下面敘述南方諸國與北方通商及南方諸國相互間通商的情形。
        吳越國——僧契盈某次陪吳越王錢镠游碧浪亭,其時潮水初滿,商船來集,望去不見首尾。錢镠欣喜,對契盈說,杭州離京師(開封)三千余里,誰知海運的利益大到這樣。吳越與北方陸上商路,被吳、南唐阻斷(九一八年,吳取虔州以后),貨物由海運先到青州,再運銷開封等地。吳越在北方沿海各州城,設有兩浙回易務,與當地居民交易,并自立刑禁,處理商務。地方官收受厚賂,不加禁阻。漢時劉銖鎮青州,令所屬諸州,不得接受吳越刑禁。漢朝廷怕妨礙通商,又因劉銖貪虐橫蠻,改任符彥卿為節度使,代替劉銖,足見北方需要和吳越通商。南方諸國與北方通商,一般是采取進貢形式,即上表稱臣,獻給北方小朝廷若干貢品(主要是絲織物),小朝廷收受貢品,承認它的藩屬地位,允許商業上往來。吳越貢品有各種絲織物、茶葉、磁器及其他珍貴手工藝品,貢品比別國都豐厚,海上又常受損失,可是吳越始終不廢朝貢,想小朝廷牽制吳、南唐,固然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還在取得商業上的大利。九一六年,梁末帝嘉獎錢镠貢獻甚勤,特賜“諸道兵馬元帥”的大官號,朝臣都說錢镠入貢,實際是求貿易利益,不必賞給這樣大的官號。梁末帝不聽,因為貿易對北方同樣有利。吳越重視商業,因而貨幣也保持舊制。錢弘佐為吳越國主時,議鑄鐵錢。錢弘億認為行鐵錢有八害,其中一害是“新錢(鐵錢)既行,舊錢(銅錢)皆流入鄰國”,指出惡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又一害是“可用于我國而不可用于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指出通商對吳越的重要作用。錢弘佐采納這個建議,停止鑄鐵錢。吳越國土地少人口多,手工業向來發達,制造磁器尤其著名,它必須以所有易所無,要立國就不得不重視通商。
        吳、南唐——吳、南唐都以恢復唐朝為號召,與北方小朝廷政治上對立,經濟上也停止正式通商。吳境內所產鹽、茶,專和鄰國交易,楚、荊南不產鹽,自然是吳鹽的銷售地,茶由荊南出售,也可以換得北方產品。吳、南唐是強大國,但對鄰國表示不很好戰,原因就在戰爭會受到經濟上被封鎖的危險。九五一年,周太祖下敕書說,“朝廷與唐本無仇怨……商旅往來,無得禁止”,兩大國通商,是五代末年新出現的好氣象。
        南漢——嶺北商賈到南海,劉巖往往招他們去看宮殿,夸耀自己的饒富。這些被招去看宮殿的嶺北商賈,當是富商大賈,從北方來收買海外珍寶。
        荊南——荊南靠通商立國,國主到處上表稱臣,就是想取得商業上利益。九四七年,高從誨攻漢郢州,被擊敗,發怒與漢絕交。北方商賈不來,荊南境內貧乏,第二年,高從誨只好上表謝罪,請恢復朝貢,漢朝廷也就允許通商,足見漢與荊南都需要有商業往來。
        楚——楚產品主要是茶葉,必須保持北方的銷售地,因此,對小朝廷始終表示恭順。楚國不征商稅,借以招徠四方商賈,境內使用鉛、鐵錢,借以推銷本地物產出境,貧弱國用這些方法來取得利益,自然不敢輕易發動戰爭。
        閩——閩國重視海外通商,但也需要和鄰國交易。閩國主王延鈞狂妄,改號稱皇帝,對鄰國卻仍講和好,不敢自大。南平國主高從誨竟向閩稱臣,足見閩與南平有商業關系。
        蜀——唐莊宗使人到前蜀國,用馬換蜀地珍貴物。蜀法,禁止錦綺珍奇輸入北方,只許用粗惡產品與北方交易,稱為入草物。前蜀國與北方小朝廷對立,特立這種阻礙通商的法令。后蜀與北方有時通商,有時停止。九五四年,周太祖允許與蜀境通商。從通商方面說,周時北方與南唐、后蜀已經消除了隔閡,在全國范圍內通有無了。
        周世宗早年替郭威管家務,曾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到江陵販賣茶貨。某次二人飲酒半醉,周世宗戲問,假如我做皇帝,你想作什么官?頡跌氏說:我做了三十年買賣,總是從京、洛來到這里。我看京、洛稅官坐著獲利,一天的私下收入,可以抵得商賈奔走幾個月,我心里著實羨慕。如果你真做皇帝,給我一個京、洛稅院官做,便心滿意足了。這里說明北方和南方繁盛的商業,有利于南北的統一。
        雕印書籍,作為一種商品,在市上出售,唐中期以來,已經相當普遍,如成都市上賣占卜書及字書小學印本。不過這些書一般都不是精品,凡是精品,都要手抄,如吳彩鸞寫《唐韻》賣給士人。重要書籍或讀者自己手抄,或雇人抄寫,不當作商品來買賣。五代十國,開始由國家精印重要書籍出賣,這給商品生產添了一個大門路,同時,對傳播文化也起了推進作用,這是值得重視的一件大事。
        九三二年(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國子監校定《九經》,刻板印賣,得唐明宗允準。國子監選能書人端楷寫出,雇能雕字匠人刻印板,到九四八年,《五經》刻成。漢國子祭酒田敏出使湖南,路過荊南,田敏送高從誨印本《五經》。是年,國子監奏請繼續雕造《周禮》、《儀禮》、《公羊》、《谷梁》四經,到九五三年(周太祖廣順三年),全書刻成,又刻成《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書,先后凡二十二年。自此《九經》傳布甚廣。九五五年,周世宗準宰相奏請,刻《經典釋文》三十卷。朝廷雕印儒經,定價出售,比印其他非儒書,會發生更大的影響。
      九四○年,晉高祖令道士張薦明雕印《道德經》,學士和凝撰新序,刻在卷首,印成后頒行天下。唐末劉崇遠(仕南唐)著《金華子》,說唐末平盧節度使王師范治獄訟,能遵守法律,至今青州民間還印賣《王公判事》。和凝有集一百卷,親自寫字,雕刻成書,印數百本送人,這些都是五代時北方印書的記載,自然,刻書規模不能和《九經》相比。
        南方諸國也有印書的記載。后蜀主孟昶曾在成都立石經,又恐石經流傳不廣,正當北方刻成《九經》的一年(九五三年),依宰相毋昭裔所請改雕木板,蜀《九經》
      本被稱為最精品。毋昭裔又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寫《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印行。南唐印《史通》、《玉臺新詠》(明豐坊《真賞齋賦》有此說,或可信)。吳越國主錢镠于五代末宋初雕板印《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八萬四千卷。閩國徐夤(音寅yín)《自詠》十韻,有句云“拙賦偏聞鐫印賣,惡詩親見畫圖呈”。這些,都說明南方諸國印書事業并不比北方差。北方南方印書相互流通,也有利于南北的統一。
        五代時期,制磁技藝有很大的進步。吳越國貢品有秘色磁器,是當時磁器的最上品。越州窯向來以制造青磁著名,到五代,制作愈益精美,其中所制秘色磁,專供吳越國主錢氏使用,也用來貢獻給北方小朝廷。有金棱秘色磁器、秘色磁器等名目。所謂秘色,就是青藍色,越窯以外,別處也有制造。前蜀國主王建報朱梁信物中,有棱陵椀,致語云“棱陵含寶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足見蜀有秘色窯。閩國徐夤《貢余秘色茶盞詩》云“巧剜明珠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綠云,古鏡破苔當席上,嫩荷含露別江濆(音墳f6n)”。足見閩國也制秘色磁作貢品。北方鄭州有柴窯,是周世宗造磁器特設的窯。柴窯產品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滋潤細膩,有細紋,技藝精絕,為諸窯之冠。相傳當時主管官請磁器式,周世宗批狀說“雨過天青云破處,者(這)般顏色作將來”。雨過天青就是秘色。南唐國主李煜時,宮女收露水染碧,制成衣服,顏色特別鮮明,稱為天水碧。天水碧就是秘色。盡管諸國分立,秘色卻為南北所共同愛好,這也是人們共同心理的一種表現。五代十國存在著許多有利于南北統一的因素,因之分裂只能是暫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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